中国外贸历经多年发展后也在集聚着新的优势。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上下游产业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这使得产业能在国内完成协调，而不必依靠跨国公司。此外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31日至6月2日的访欧期间，多次强调中欧共同维护WTO规则、支持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作为联系紧密的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欧盟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有着广泛共识和相近诉求。
实际上，在各方共同推动下，全球贸易正在经历金融危机以来态势最明确的复苏，今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扩张至2.4%，高于2016年1.1个百分点。
伴随着经济的逐渐回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外贸均有明显好转，不过外贸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外贸增速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此前外贸强力带动经济增长的现象恐难再现，未来的全球贸易或将与世界经济一道缠绕上行，缓慢复苏。
中国的外贸亦在触底回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外贸传统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已然不在，但历经多年发展，中国外贸在产业链、产业聚集、规模效应、体制机制等方面积累了新的优势与经验，中国亟需“扬长避短”，培育外贸新动能。
复苏之路上，全球外贸面临着既有的保护主义的抬头，也面临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冲击、贸易规则碎片化等新的挑战，外贸将在新的复苏周期中砥砺前行。
全球贸易与经济缠绕式复苏
商务部5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7年春季）》表示，经过近9年的调整，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缓慢恢复增长动力。
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5%，较2016年提高0.4个百分点；而根据WTO最近的报告，全球贸易增速今年有望扩张至2.4%，高于2016年实际增速1.1个百分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全球外贸历经长时间的低位发展，从技术上看确实有触底的迹象。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需求没有大幅回升，但维持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国际分工需要有一个最起码的贸易规模，这是世界经济的刚需，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连续五年的低增长之后，贸易再往下走是很困难的，回升是大概率事件。”他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李坤望指出，当前国际贸易以制成品为主，在制成品贸易内部，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又占据了绝大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投资品和耐用品的下降幅度远高于其他商品，耐用品贸易的下降是导致全球贸易衰退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后，需求的反弹作用在耐用品与投资品上又产生延迟反应，因此出现了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现象。
全球外贸增速已经连续五年低于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速。白明认为，今年的外贸运行很可能要好于上述预测，补齐这一增速缺口。
“不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与世界经济很可能是一种缠绕型的增长和复苏，即便贸易增速回升并超过世界经济增速，也很难看到十年前前者大幅领先，进而带动经济繁荣发展的现象。”白明说。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外贸也不断回稳向好：在2015和2016年，中国出口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而今年一季度则出现了14.8%的同比增长；一季度整体外贸也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复苏走势，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
不过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对全年的外贸走势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外贸能否持续复苏转好还要考虑诸多因素，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二季度进口可能有所放缓。”
白明同样认为，中国外贸的复苏需要内外动能的接力，“外部环境的回暖是外贸复苏的‘一级火箭’，但如果内生动力这一‘二级火箭’燃料不够，复苏只能是昙花一现。”
贸易复苏面临新的挑战
毫无疑问，外贸的持续复苏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最明显的是已现抬头迹象的贸易保护主义。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已连续2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产品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19起，涉案金额143亿美元，双双创下纪录。
白明表示，除了传统的关税贸易壁垒，新形势下的外贸面临着更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等隐性壁垒。比如仅在2015年一年，WTO成员新增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就多达3457件。
在新一轮复苏过程中，全球贸易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
从产业转移上看，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向外转移已基本结束，新兴产业总体尚不具备转移条件，全球产业分工的进程正在减速。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丹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发达国家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大力促进制造业回归，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成果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
然而这些新兴产业在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阶段对劳动力等成本并不敏感，这会减弱产业的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贸增长。
她表示，如今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
“而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对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因此，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等成本展开，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对新经济发展并不具备吸引力。”杨丹辉说。
白明表示，新一轮产业革命更多的是带动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外包的发展，并没有体现在货物贸易的增量上，而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新商业模式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不同国家间的成本差异，这是一些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回归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国内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进口，进而减少国际贸易的存量。
此外，白明表示，过去新产品和老产品并存期较长，这有利于产业的逐步转移，比如日光灯泡发明之后由于担心对既有产品的替代，很晚才推向市场，而在新形势下，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产品的寿命周期非常短，这留给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另一挑战则是多边贸易体制受阻下的贸易规则的调整。
当前，全球贸易秩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调整之中：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
白明表示，当下多哈回合推进困难，各国通过商谈自贸区等方式推进区域性合作，这将使世界自由贸易的版图碎片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圈子。
“如今全球贸易规则更多地被区域贸易规则架空，而区域贸易规则又更多地被部分国家国内贸易规则的外溢而架空，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外贸面临更多挑战。”白明说。
中国外贸需要“扬长避短”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全年和2017年前2个月，中国出口增速既低于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也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
这一方面是贸易大国“成长的烦恼”：中国已经连续八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2016年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已高达13.2%，进一步提高份额难度非常大，保持中低速增长可能会成为新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创新步伐加快、新兴产业群体性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
白明指出，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现象一直存在，产业总体定位低端，发展方式粗放，代工较多，缺少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出口常以低价行销，以成本优势为竞争力的中国外贸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因而非常脆弱。
不过他指出，中国外贸历经多年发展后也在集聚着新的优势。首先，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上下游产业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这使得产业能在国内完成协调，而不必依靠跨国公司。
其次，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聚，“不少制造业有发展半径，类似产业在一起集聚发展，其得到的服务更为集中，中国存在大量的纽扣村、打火机村、淘宝村，形成了产业的集中地。”
规模优势上，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这为培育中国外贸的规模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腹地，也有利于降低中国产业遭受国际市场的冲击。
在推动产业发展与升级过程中，中国的体制优势也日益凸显。
白明表示，在“863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推动下，中国能够举全国之力、合理分工，为产业提供公共服务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外贸在高铁、核电、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等领域已经出现了局部的增长亮点。
中国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高技能的人才，2016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08%，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为培育外贸出口的技术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丹辉认为，要促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与产业转型升级相互促动，积极发挥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鼓励企业以设备进口、境外并购、国际招标、招才引智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链分工，以繁荣、健康实体经济支撑外贸综合素质提升。
新型商业模式和外贸模式也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出现，杨丹辉认为，要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引导和支持，加快区域开放载体和贸易平台建设。
在自贸区方面，中国正在拓展贸易增长新的空间：中国已经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自贸协定，正在积极推动8个自贸区的谈判，完成谈判后，中国的自由贸易伙伴将跃升为35个，涵盖中国对外贸易的50%。
自贸区对中国外贸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这方面尤以东盟最为显著，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5年的7.3%上升到了2016年的12.2%。
白明认为，在本轮复苏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外贸已经积累的优势和经验，补齐其面临的短板，进一步巩固外贸的内生动力。
